缅 怀 大伯

王建华

记得小时候，每次回老家，都能看到有一块“光荣之家”的牌子挂在大门框上，依稀知道我有一位烈士大伯。文化大革命中，牌子没有了，有人说大伯是叛徒。文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了烈士证，大伯恢复了烈士称号。武进县志上有大伯革命的记载，常州市、武进区烈士陵园纪念碑上有大伯的名字，今年新北区建立了革命烈士纪念碑，那里有大伯独立的墓碑。我想我要好好了解一下这位大伯了。

今年一过春节，在武进区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妹妹帮我查找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武进革命斗争大事记，并从表哥表嫂那里了解到了我大伯牺牲的经过。（表嫂的叔叔曾是大伯当年的部下，大伯牺牲后，表嫂的叔叔跟随陈毅部队，后牺牲在北方战场）随后，我又访问了一些我们老家的老人。清明期间，又特地去南京看望了已离休的堂哥（我大伯的儿子，现已是将近八旬的老人），进门后看到墙上挂着烈士证。堂哥生活朴素，保持着纯朴的烈士后代风尚。通过了解，大伯的故事一一浮现在眼前，他当年那么年轻，那么不怕牺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奋斗终生，同抗日战争电视剧、电影里看到的画面一样，使我肃然起敬。今年4月8日，英国的弟弟一回来，我与弟弟、妹妹、儿子、表哥、表嫂、弟媳一行七人来到新北区革命烈士纪念碑。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渡江后，在这里发生了激烈的枪战，牺牲了四十余位解放军战士，包括一位连长、一位副连长。为了纪念他们，去年建了这一纪念碑。看到用花岗岩建成的高大的纪念碑上的点点斑斑，仿佛觉得那是英烈们的点点血迹。英烈们安息吧，我们敬重你们。我们情不自禁地对他们深深地三鞠躬。然后，我们来到了大伯的墓碑前同样献上鲜花，看着墓碑上那陌生又倍感亲切的名字，想到他那遥远而又感艰险的革命经历。

大伯王志明出生于是1915年，当年就读于无锡洛社师范,曾受其教师的革命影响,毕业后任教,1938年投笔从戎。1939年2月被新四军一支队政治部派回家乡武进，开展建党工作和抗日活动；5月大伯在家乡建立了二个党支部；12月组建了有10余人枪的“铁血除奸团”；1940年4月, “镇（江）丹（阳）武（进）扬（中）四县抗敌委员会”成立（简称“四抗会”），管寒涛任主任，大伯任副主任。武进县抗敌委员会同时成立，大伯任主任。1941年1月，武进抗敌委员会撤销，成立武进抗日民主政府，管寒涛任县长，大伯任副县长。

当年大伯被派回家乡后，从五间头广场抗日大会慷慨激昂的演说，到田野大路浩浩荡荡的抗日队伍，无不留下大伯等先烈的身形。当年我们家中常有几十人来吃饭，都是大伯的战友和部下。他组织青年会讲解革命抗日知识，教妇女识字。当日本人知道了这些，就经常来抓他，有一次他装成商人，日本人问他：看到王志明了吗？他随便指了别的方面，随后自己往相反方向躲过了一劫。他有家不能回，难得深夜回家睡觉总要手握一炷香，当香烧到手就惊醒要走，情况不急就再烧一柱。日本人抓不到大伯，就抓老百姓，有次抓了一百多人，将我太奶奶抓去绑在树上，深夜同村的一位老奶奶偷偷地将她放了躲起来。有次还将我二伯抓去关起来。日本人抓不到人，还会放火烧房子。

当年，以张少华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势力也很大，这使大伯的工作很难开展。他向上级汇报了这种情况，上级的指示是必须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这时，我大伯想到了当时任国民党张少华部武进县民众自卫总团政训处副处长的朱力子。抗战中，两人有过多次接触，他觉得朱力子有正义感，倾向共产党。特别是在苏北泰兴，朱力子被日本人抓去，是大伯设法将他救了出来，凭这层关系，大伯一直想做朱力子的策反工作。在我大伯牺牲前一天，他带了四名警卫赶赴嘉泽地区，以为朱力子祝寿的名义到朱力子部队动员其起义投奔共产党，不巧被同村的反动派于东海等人发现，他暗中汇报了张少华，马上派了一个特务连，避开朱力子连夜把大伯和警卫抓住绑上石头沉入西太湖，只有一名警卫陈虎林因外出幸免于难，这位幸存者连夜跑回报信，并逃离家乡。朱力子后来知道我大伯不幸的消息时已无力挽回，为此更坚定了他起义的念头。事后第二天伯母等亲属去西太湖没能打捞到任何一点点遗物，大伯当年年仅28岁！好在大伯的愿望还是实现了，1949年4月22日朱力子在嘉泽率两个营，千余人起义。从此他的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装备三旅新一团，朱任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转业到上海市工作，后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市虹口区委主任，虹口区政协委员，1980年离休，1993年逝世。朱的起义，有大伯的功劳，也是对他英灵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