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国路

金坛归侨 陈玉柳

岁月如歌，面对市侨办侨联送来的贺年鲜花，思绪万千，多少往事浮现眼前。我是印尼归侨，回国五十年来，那些艰苦而燃情的岁月在我脑海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1955年，周恩来总理到印尼万隆出席亚非会议，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并提出给印尼华侨保留双重国籍的问题。当时，我还是印尼东爪哇沿海城市——泗水的一名高中生，东爪哇是华侨聚集的地方，那里印尼共产党的影响比较大，到处可以听到和看到一些进步的侨胞们，热切地议论着来自祖国的新闻。那时候，印尼是苏加诺总统执政，他积极倡导并参加亚非会议，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开幕词“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色人种洲际会议……”。他在会中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倡议，同意印尼华侨保留双重国籍，获得了广大华侨的拥戴。他与中国共产党一直友好相处，倡导“纳沙贡”（N ASA K O M，印尼语民族主义、宗教和共产主义三个词的词头），以求在印尼实现民族主义、宗教信仰和共产主义的团结。在他的支持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印尼共产党迅猛发展到300多万人，成为苏加诺总统可以依赖的印尼政坛的一支重要力量。

虽然身在异国他乡，许多华侨对自己的祖国依然保持着浓厚的感情，每当祖国面临重大危难时，总是热情相助。特别是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东南亚的华侨们慷慨解囊，捐款捐物支援祖国，许多热血青年还只身奔赴祖国，不惜牺牲生命，投身革命战争，期间还涌现出一位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因此，新中国的成立，周恩来总理的来访，双重国籍的解决，更燃起了希望之火，许多印尼华侨开始了回归之路。但是，由于中国华侨在印尼大都比较富有，华人经济在印尼国民经济中具有特殊作用，面对众多华侨一齐申请回国的状况，当局突然意识到华侨们的回国潮将影响本国的经济，为了防止大宗货币和财产流出本国，印尼政府对回国的华侨加收很重的人头税，后来甚至宣布不允许华侨带走“印尼人民创造的财产”。

我就是在那个时代背景下，由于深受父亲等许多爱国华侨的进步思想的影响，加之自己的数理化成绩非常优异，毅然决定高中毕业后回国报考清华大学数学系，学成后报效祖国。1957年，我高中毕业了，为了加快回国的进程，避免印尼政府的层层阻挠，我和父母商量用我和三个妹妹的名义先申请，当时因小妹年纪过小，中国大使馆未于批准，只批准了我和两个上初中的大妹妹。但接下来，向印尼政府的申请变得异常艰难，我们进入了马拉松式漫长的审批路程中。虽然我家祖上自明末清初起，就移居印尼世代经商，曾经经营过甘蔗园，办过糖厂、木棉厂等，与当地居民和睦共处，为当地经济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因经济和宗教信仰等方面与印尼当地人存在差异，当地政府对中国华侨一直存在排斥，华侨不能享受到公正的国民待遇。为了争取早日回国，我们按照当地政府对华侨的特别要求，补交了姐妹三人的人头税，然后一次次接受调查询问等，直到三年后，我才在焦急的等待中获知了被批准回国的消息。每当我想起当时的周折与艰难，总是禁不住热泪盈眶，特别是回想起最后一次接受印尼地方政府官员的询问时，一位官员这样问我：“你家已经世代定居印尼，安居乐业，你为什么还要申请回中国？”话音刚落，坐在一旁的大哥，突然站起来自豪地说：“因为我们血管里流的是中国的血！”

虽然祖国大陆已举目无亲，而且条件异常艰苦，何况儿行千里母担忧，母亲是最不放心让我们三个姐妹回国的，千叮万嘱，依依不舍，但是我最终还是说服了她。就这样，我带着亲人们的嘱托、两个尚在读初中的妹妹和一颗拳拳的爱国之心，于1960年8月，登上了北去的万吨海轮，漂洋过海，历时半个多月，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回国后，我和两个妹妹被中国政府安排在集美侨校，我一面参加政府安排的有关参观活动，一面认真复习迎接高考。幸运的是，在那里我见到了一直敬仰的陈嘉庚先生，当时老先生回集美侨校看望师生，鼓励同学们好好学习，报效祖国，集美侨校的所有费用都是老先生捐赠的，他还资助了许多贫困的华侨学生。老先生的义举时刻激励着我，要发奋读书，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但当时高校在全国的录取率非常低，由于我刚刚回国，不熟悉中国的语文和政治，所以61年的高考，我虽然数物化得了高分，却因语文和政治的成绩不理想而没能使我如愿以偿地录取第一志愿——清华大学，而只是考入最后一个志愿——福建林学院。由于印尼当局严格控制对华的货币流入，我经常收不到父亲通过黑市，辗转从新加坡等地寄来的钱款，在经济来源受限以及老师和同学们的劝说下，只能放弃复读一年再报考清华的想法，毅然选择尽快入学，早日毕业工作，挑起照顾两个妹妹的重担。于是靠着在大学里勤工俭学和变卖带回国内的值钱物件的收入，以及政府对归侨学子的补贴，我读完了大学，并帮助两个妹妹完成了高中学业。

1965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了金坛，而印尼却爆发了“九·三○事件”，亲中共的苏加诺总统（俗称印尼的孙中山）权力逐步被亲英美的苏哈托（俗称印尼的蒋介石）为首的军人集团剥夺，并开始了对印尼共产党的全面清剿行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成千上万的印尼共产党被捕杀，华侨的生命和财产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1967年，苏加诺总统遭罢免和软禁，苏哈托总统正式上台，中印断交，我与父母家人从此天各一方，国内只剩下我们姐妹三人相依为命。好在中国政府对我们归侨给予了许多照顾政策，记得毕业时，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分配到中国经济较发达的江苏省，我被照顾留在了苏南的金坛，其他同学都去了苏北的乡村。一到金坛，县里临时让我住在政府招待所，后分管绿化的张孝南县长，考虑到安全因素，把我安排住在实行全封闭管理的县委大院，也就是现在的公园新邨，当时那里居住的都是局级干部家庭。八十年代，在省委领导及周尚达县长的关心下，解决了我家住房拥挤的问题，优先分配了虹桥小区的一套大户。2000年，印尼的大哥、小妹来澳门的二妹家，叫我和福建的大妹一起去相见，由于当时省内往来澳门的探亲指标已用完，市侨办侨联专门向中央申请，从其他省份调拨了指标，使我顺利地与阔别四十年的兄妹团聚在一起。我作为侨联委员，“文革”后还被金坛县政府推选为第一至四届政协委员，第十届常州市人大代表，并出席了省侨联的会议。

自从当选了政协委员，我深感责任重大，祖国人民信任我，赋予了我参政议政的光荣的权利和职责，我加倍珍惜，努力履职。首先在本职单位以身作则、公正廉明，取得了大家的尊敬和赞赏；其次在家中与街坊邻里和和睦睦，尽力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如接济家庭贫困的同志、救助落水儿童、智擒夜闯邻居家的小偷等；最后认真参政议政，对社会热点、难点问题提出建议与批评，如我曾在政协会议上提出了对征集的绿化费进行专款专用，扩大城市绿化覆盖面等一系列提案，得到了县政府的重视和落实。

中国人民政协给了我施展才华，报效祖国的政治舞台，我倍感欣慰，回想起身在海外的日子，虽享受着富裕的生活，却身担着二等公民的待遇。经济的富足可以靠智慧的头脑和勤劳的双手去创造，华人是从不缺少这些的，而政治上的压迫，比起经济上的贫困来，更让人痛苦。我那“文革”期间留在泉州经受困苦的妹妹妹夫，80年邀我全家一起申请去澳门，但我还是坚持留在了国内，在我的劝说下，现在他们将今后养老的居所也安排在了隔海相望的珠海。所以落叶归根应是每一个心系祖国的海外赤子的最好归宿啊！

金坛市侨联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