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坛归侨的归国生活

金坛侨联特约记者 曹云舒

今天，我们将目光投向金坛归侨这一群体。归侨，是指回国定居的华侨。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曾经生活在异国他乡，但最终他们还是回到了祖国。在自己的国家里，他们得到了应有的关照，拥有了根的归属感。尽管他们只是一群普通人，但他们在国内外生活际遇的变化，他们所经历的一切，无不反映了中国的变迁和国际地位的提升。

印尼归侨陈玉柳

陈玉柳1937年出生于印尼。她从小就听父亲说，自己的祖籍在中国福建，清朝末年，祖先们为了躲避战乱，便来到印尼落脚。

　　虽然印尼生活着许多华人，但在陈玉柳的童年记忆中，华人的地位却很低下，常常受到歧视。1942年，印尼成为日本的殖民地，1945年宣布独立，但华人在印尼被打压已司空见惯。至今陈玉柳仍清晰地记得华人受排斥的情形：印尼需要改造公共设施，扩建马路，路边的商铺店面需要拆迁，在同一条街上，有中国人开的商店，也有日本人开的商店。只要是中国人开的商店，既不会与你商量，也不会得到赔偿，直接用推土机推掉，而日本人开的商店却可以得到赔偿。

　　在印尼，华人大多数是开店做生意，他们辛勤劳动，善于经营，但他们的贡献很少得到官方的承认。陈玉柳的父亲开了间日杂店，陈玉柳感慨地说：“虽然爸爸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但对中国的感情是代代相传的，爸爸很爱国。”只要有华人、华侨组织的募捐活动，他总是倾囊相助。在那个年代，陈玉柳的父亲也是个有远见的人，坚持让几个子女读书，还让他们另外上华人办的学堂，学习中国历史。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出席了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并对印尼进行了访问，提高了华人在印尼的地位。之后，印尼总统苏加诺又号召华侨回中国参加建设，许多华侨纷纷响应。“爸爸总是说自己是中国人，迟早都要回到自己的国家。”

　　1957年，陈玉柳的父亲向中国大使馆提出了全家回国的申请，但最后，大使馆只批准了陈玉柳和另外两个妹妹回国。1960年8月，高中毕业的陈玉柳和两个妹妹以侨民的身份回到了祖籍福建。而此时正好高考刚刚结束，陈玉柳只好等待来年的高考。1960年，中国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们生活极其困难，陈玉柳和妹妹们作为归国华侨，生活上还算过得去，她们除了可以拿到国家给予的华侨补贴外，还有回中国时带的手表、脚踏车、缝纫机等东西，这些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都是稀有的贵重物品，但后来都被陈玉柳当掉了。“当时的国家不开放，对随身带的现金是有限制的，只能带点稍贵些的物品回国。”

　　1961年，陈玉柳参加了高考，被福建林业大学录取。大学毕业后，国家照顾归侨，将陈玉柳分配到经济较发达的江苏，到金坛农林局工作。然而，工作没几个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陈玉柳的华侨身份也没能逃过此劫，1968年底，她被下放到方麓茶场劳动。

　　过去连锄头都没有看到过的陈玉柳在茶场里干活很辛苦，“养鸡、纳鞋底都是在那时学会的。”1969年陈玉柳结婚了，丈夫在句容多管局工作，两地分居。1971年，陈玉柳临产前，自己一个人跑到医院生下了女儿。短暂的产假结束后，她又回到茶场，“因为要上班，女儿只能寄放在同事家中，只能有空去探望一下，直到上幼儿园才接回来。”

　　1973年，陈玉柳回到城里，在园林所任技术员一直到退休。虽然二十几岁就来到中国，但几十年来陈玉柳对江南的气候仍不适应，一到冬天，脸上、手上都会有严重的冻疮。

　　2002年，在金坛侨办的帮助下，陈玉柳到澳门看望了阔别40多年的海外亲人。现在，陈玉柳夫妇俩打算有机会和在澳门、福州的两个妹妹，一道回印尼看看，他们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苏联归侨孔亚坤

　　在西阳的阳山村，孔亚坤小步地挪动着已经不能正常行走的腿，有些艰难地推开了一间瓦屋的房门，也为我们打开了他一生颠沛流离的心门。

　　小屋里有些凌乱，屋内的两个墙角摆着两张床，对着门的高脚木板上摆着煤气灶具、锅碗等杂什。孔亚坤的弟媳说，孔亚坤从苏联回来的时候没有地方住，他们就将这间屋让给了他。原本，孔亚坤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几年前，106岁的母亲去世了，孔亚坤就一个人住在那间屋里，平时也不怎么出去串门。

　　1921年，孔亚坤出生在阳山村，抗日战争时期，他参加过苏浙晥公学在茅山地区的群众运动，抗日结束后，到茅东人民大学学习。毕业后，孔亚坤分配到浙江嘉兴市文教科任职，但他的性格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格格不入。只因为他当时穿了一双皮鞋，别人都是穿布鞋，就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1958年，在浙江嘉兴工作了五年的孔亚坤回到金坛，被安排做了教师。“大跃进”开始后，孔亚坤回到老家阳山参加劳动，但农村繁重的体力劳动让做惯了文职的他很不适应，“不劳动就没有饭吃。”无奈之下，孔亚坤前往新疆伊利八一钢铁厂当起了工人。

　　新疆与前苏联的地理位置只有一界之隔。1962年，孔亚坤和厂里的许多工人乘火车去了苏联，同去的人有三百多人，据说当时苏联用火车拉了几万人过去做劳力。到苏联后，孔亚坤因为没加入苏联国籍，而且会针灸，竟被人疑为间谍，抓去坐了一段时间的牢。回忆这段往事，孔亚坤淡淡一笑：“好在那时牢里还有面包吃。”

　　在苏联，孔亚坤的身份是农民。农民可以包田种葱、种稻，除了给国家交一定的数量外，剩下的可以自己卖。农民的生活物资也非常丰富，有牛奶、牛肉与各式各样的面包，当时一公斤牛肉只要四卢布，到处都可以买到。

　　现年87岁的孔亚坤除了脚不能正常走路外，耳朵也开始失聪了。与他的每一句交流，都要用笔写下来。偶尔，整齐的字中会夹着一、两个繁体字，他用俄语的字样写下了他在前苏联的所在地为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一旁作了中文注释：“塔西干是首都”。孔亚坤说他的俄语讲得不好，只会写一些俄文，大多时候是与中国人讲话，和中国人住在一起，住在自己搭建的草房子里。至今，孔亚坤还记得那个和自己住在一起的一个徐州人叫何耀辉。

　　中国改革开放后，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孔亚坤萌生了回国的念头，“在苏联时间长了，没意思。”1984年，他写的一封家书寄到了原阳山村支书孙永贵的手上，孙永贵将信送给了孔亚坤的母亲，信上的大意是：“想母亲，年龄大了，想落叶归根。”之后，孔亚坤的侄儿孔永平向派出所咨询了归国事宜，孔亚坤又多次向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提出回国申请，直到办完所有手续。1989年，年近古稀的孔亚坤终于落叶归根，回到了金坛，回到了老家西阳阳山村。

　　此后，孔亚坤一直在家陪母亲生活。孔亚坤原名孔耀坤，去苏联后自己将名字改了，他还将侨民证拿出来，指着证上的名字向我解释。虽然行动不便，但至今孔亚坤还是自己照顾自己的饮食起居。“我们平时农活也很忙，没空照料他。”孔亚坤的弟媳说，“我们也想将他送到养老院去，可以生活得好一些，但他自己不肯去。”

　　由于孔亚坤缺乏生活来源，金坛侨办不但为他从原工作单位争取到了每月的生活补贴，还将他纳入市财政专款救济对象，逢年过节还会送去慰问金。2003年，侨办人员发现他的住房漏雨，又出资为他修葺。对于党和政府的关怀，孔亚坤万分感激，他很庆幸能够回归祖国的怀抱。

　　目前，金坛拥有归侨和侨眷5000多人，这是联系海内外华人的重要纽带。金坛市委、市政府多年来也积极做好侨务工作，以“凝聚侨心、汇集侨智、发挥侨力”为目标，为侨胞、归侨、侨眷办好每一件实事，解决好每一个问题，依法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也增强了侨胞们对家乡的向心力，为发展地方经济，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作出了新的贡献。